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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加入“新浪潮”的他拍出了《大鼻子情圣

2020-05-18 02:31      点击:

  说到如今还在世的年长的法国导演,我们会想到92岁的雅克·罗齐耶(Jacques Rozier)以及88岁的戈达尔(Jean-Luc Godard)两位“新浪潮”健将,还有去年曾来过上海的现年86岁的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事实上,相比这三位,还有一位年届耄耋依然在拍片的导演的电影更为多数中国观众所熟悉,他就是让-保罗·拉佩诺(Jean-Paul Rappeneau)。他早年的作品《乱世冤家》(Les mariés de lan deux)曾多次在中国荧屏播出,相信许多70后、80后都有印象;成名作《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和《屋顶上的轻骑兵》(Le hussard sur le toit)也都作为译制片引进放映。日前,现年87岁的拉佩诺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师大电影学堂·大师班”活动。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自剖从影之路的原点以及对自我风格的认识。

  说到让-保罗·拉佩诺的作品,最为观众所熟悉的一部非《大鼻子情圣》莫属。该片改编自法国作家艾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写于19世纪的剧作,著名男演员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饰演的主人公西哈诺堪称文武双全,不但出口成章,还能以一敌百,美中不足的是他长着一只硕大的鼻子。这令他倍感自卑,即使深爱表妹罗克珊,也不敢表白。当他知道罗克珊对俊美的贵族青年克里斯蒂有意后,便代替不善言辞的克里斯蒂写情书,以成人之美。不料觊觎罗克珊的德基什伯爵因此公报私仇,将他们派往战场。战火中,西哈诺依旧坚持以克里斯蒂的名义给罗克珊写信,直到后者牺牲,也没有说出实情,只是默默陪伴在终日思念克里斯蒂的罗克珊身边。

  去年,《大鼻子情圣》的修复版在戛纳电影节的经典单元举行首映。回顾旧作,拉佩诺的一席话道出这部电影为全世界观众喜爱的原因:“一方面,西哈诺很强大,有能力对抗一百个人;另一方面,他又有一个秘密的心病,让他不能爱上别人。这是关于一个总是让自己受伤、无法爱自己的人的故事。我当初之所以被它打动,是因为那样的人其实并不少见。可以说,你我的身上都或多说少潜藏着西哈诺的特质。”

  虽然《大鼻子情圣》收获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心,但导演拉佩诺本人的知名度和他作品的流传度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究其原因,这与他的“惜墨如金”不无关系。在长达半世纪的电影生涯中,拉佩诺作为导演仅有八部剧情长片。他的作品从筹备到完成,往往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他对此曾解释说:“我的每一部电影就好像是一个迷你的生命周期。我会完全投入其中,就好像是疯了一样。”而这一点恰恰与改变他命运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不谋而合。

  谈及威尔斯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拉佩诺依旧难掩激动之情:“我曾经想过当舞台剧演员,但看了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当电影导演。说起来那个夜晚非常神奇,有点像是天启的意味。而且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对电影非常狂热,身处其中,也更坚定了我成为导演的信念。”

  不过,拉佩诺并非像威尔斯那样年少成名。跟同时代许多执着于电影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并非科班出身,不过他的起步要比那批与他年纪不相上下的“新浪潮”导演更迟一些。在正式独立拍摄剧情长片之前,拉佩诺花费了数年时间为其他导演,如路易·马勒(Louis Malle)、菲利普·德·普劳加(Philippe de Broca)等撰写剧本。这一方面锻炼了他的编剧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对于剧本的重视,在他自己当导演后,往往会花费很长一段时间筹备剧本,比如2003年上映的《一路顺风》(Bon Voyage)的剧本就耗时三四年完成。

  谈到自己是如何踏进电影这行的,拉佩诺说:“我是一个在外省长大的孩子,跟很多外省的孩子一样,从小幻想着巴黎。我在家乡完成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后,就想要去巴黎生活。但当时我父亲给我开出了条件:如果我要去巴黎,就必须是去念书,而且不能搞电影——虽然他知道我从小就很喜欢戏剧和电影。于是,我就随便选了个法律专业。学了两年之后,觉得法学实在太枯燥了,就彻底放弃了,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就开始拍16mm的短片,结果那段求学经历给我带来的唯一收获就是拍到了许多法学院漂亮的女孩子。后来我开始给一些导演当助手,其中也包括路易·马勒,他跟我说,既然你会写剧本,不妨尝试自己去拍长片。”

  虽然是受到《公民凯恩》的感召才决定成为导演,但真正对拉佩诺后来的作品产生影响的还是诞生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神经喜剧。“就像我同代的那些导演,也就是电影史上称之为的‘新浪潮’的那一代,包括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他们,都不是看法国电影而是看美国电影长大的。我们在1950年代看的都是好莱坞1930年代、1940年代的电影。对我个人来说,是美式喜剧塑造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导演就是刘别谦(Ernst Lubitsch)。在我看来,他的《你逃我也逃》(To Be or Not to Be)是喜剧效果最出色的电影。他用喜剧来处理沉重的战争主题的方式,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我在拍第一部电影《城堡之恋》(La vie de château)的时候,就想到了刘别谦,也希望能捕捉到战争阴影下,生活中始终鲜活、喜感的那一面。”

  拉佩诺补充道:“具体说来,美式喜剧对我造成的最大影响不是在主题方面,而是在风格上,其一是演员在画面上的运动感,其二是演员说台词的节奏。我喜欢的那些美式喜剧都是说台词相当快速的,我知道当时有好莱坞导演是用秒表掐着演员说台词的时间,所以之后我自己拍片也会要求演员要能快速地说出台词。”

  而在拉佩诺看来,与他合作过的女演员中,最符合他对台词速度要求的非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莫属。“我拍《城堡之恋》的时候就跟凯瑟琳·德纳芙合作了。她可能是法国说台词速度最快的女演员,更难得的是,她不仅能说得快,而且每一个字的咬字吐音非常精准,不像现在有的演员,一说快就变得很含糊。至今我仍然认为她是法国女演员里台词功力最好的。”

  在拉佩诺看来,与他合作了《城堡之恋》的凯瑟琳·德纳芙是法国台词功力最好的女演员

  事实上,从拉佩诺的作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美式神经喜剧的烙印。最明显的就是作品的类型,他的八部作品中有七部是喜剧。其中,由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主演的早期作品《乱世冤家》是最能反映出美式神经喜剧特点的一部。该片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呈现一对性格火爆的夫妻多年间的吵吵闹闹、分分合合,各自勾搭其他异性,内心却又放不下对方的搞笑故事。片中男女主人公在对白上唇枪舌剑、反复交锋,甚至还有诸多肢体对抗。此外,在《大鼻子情圣》这个明明不乏悲剧色彩的故事中,拉佩诺举重若轻地借着李代桃僵的老梗,化论战的争锋与诗歌的针锋为台词的机锋,并借由许多阴差阳错造足笑料。

  不过,拉佩诺也并非照着美式神经喜剧依样画葫芦,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后做风格化的提升。一方面,他的电影中场景的切换频率要远高于美式神经喜剧,因此影片的剧情更为曲折,节奏也更快;另一方面,电影中对白的作用不是为了推进剧情,也不仅是为了搞笑,更重要的是在不经意间体现出角色的本真。这后一点则是来自法式喜剧的传统。而问及他如何理解“法式喜剧”,拉佩诺回答:“在我看来,对白就是整部电影的灵魂。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法国的喜剧片对于剧本非常重视,所以编剧就很关键,比如亨利·让松(Henri Jeanson,《黑郁金香》《北方旅馆》),但凡是他写的剧本,电影海报上都会把他的名字放大,甚至超过了导演。”

  除了将美式神经喜剧发扬光大外,拉佩诺的作品在主题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以弘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比如《乱世冤家》是有关法国大革命,《城堡之恋》和《一路顺风》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鼻子情圣》是关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屋顶上的轻骑兵》是意大利反抗奥匈帝国统治。拉佩诺说:“我认为电影作为一项艺术形式,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讲述本民族的历史。就好比中国对法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但我们通过观看中国电影,就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说到电影和历史的关系,《一路顺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电影里,我把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两大电影元素——喜剧和历史——结合到了一起。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短短几天里发生的事,当时德军入侵法国,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忽然虎落平阳,蜂拥到波尔多的一家酒店里,因此导致房间不够分配。正是在这么一种惨烈的历史背景下,一定会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具有反差效果的故事是最适合我来拍,我能把喜剧和历史融合在一起拍出自己的风格来。”

  不过,以拉佩诺的成长背景来看,受美式喜剧的影响也好,对历史的偏好也罢,都不足为奇。令人好奇的是,身处“新浪潮”如火如荼之际,他为何没有加入那个小团体之中,一同反抗所谓“老爹电影”,甚至有点背道而驰的况味。对此,拉佩诺解释为自己性格使然。“我想我是一个比较古典的人。我认为可以视之为我的老师的法国导演有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和让·雷诺阿(Jean Renoir),他们都是比较传统的导演。的确,‘新浪潮’导演的早期作品很有颠覆性,但人跟人始终是不同的。不过,我跟那些‘新浪潮’导演都是很好的朋友。曾经,戈达尔向我提议过,‘要不我们俩来拍一部电影吧,就拍我们自己。’我问他,‘那该怎么拍呢?’他说,‘别管怎么拍,我们先把这个项目定下来,到时候总归能想到的。’最后这个项目也没成真。当然,我觉得这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南辕北辙,我不像他那样叛逆,我们不可能真的一起拍电影。而我的作品就像我这个人,不可能会给观众带来颠覆性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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